见众人都无异议，便紧接着说起了重定饷制的问题。

    之所以他要重定饷制，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考虑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总体上不缺粮饷了。

    征东先遣营的五千饷额，是崇祯皇帝亲自办颁布了圣旨，批准了他从辽饷之中支出的，按照每名正兵每年人均饷银二十四两，征东营五千员额，每年共有饷银十二万两银子。

    把总官以上官将，饷银自然倍于甚至数倍于正兵，但也要从这十二万两银子里面支出。

    按理说，如果杨振老老实实地齐装满员地编练出了五千士卒，那么他的粮饷就一定是不敷使用的，是不够支出的。

    这也是整个大明朝官军体系里面普遍面临的一个状况，纸面上的兵力，往往要比实际拥有的兵力多出好多。

    军中陋规就是如此，而朝廷上下也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相当于默许了吃空饷的行为，只要不太过分，也就没人理会这个事情。

    比如崇祯皇帝给杨振五千饷额，而他心里实际想的是，这五千人的饷银，能够用来编练出一支三四千人的兵马，就已经算是一个很能干的忠直之臣了。

    现在杨振却实打实地真正编练出了一直五千余人的征东先遣营，想来有一天杨朝进把这个情况报告上去，崇祯皇帝应该会对杨振别有一番观感了吧。

    这其中的问题就在于，现在的杨振，连续发了几次外财之后，已经不必再完全依靠朝廷拨给的那一笔固定的征东营军饷了。

    比如这一次，光是从范毓馨这里得来的赎金这一项，就多达十万两银子，就够他麾下这么多人开支多半年的了。

    “各部人马，过去如何计饷，如何发饷，我一概不计较，但是之前如有欠饷，必须于本月底前，一律自行补发完毕。从下月开始，即九月初一以后，执行新的饷制：

    “凡各哨选定正兵，平时月给底饷一两，战时加饷一两，出征再加饷一两，战场若有斩获，照例给予厚赏。”

    祖大寿所部辽东镇的边军，向崇祯皇帝索饷的时候，都是按照一个正兵每年二十四两计算的。

    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饷银，最后进入了各级军官武将的口袋里，底层的士卒，几乎不可能如数拿到平均每月二两银子的饷银，普通边军士卒每个月能有一两饷银的实际收入，就很不错了。

    这一回，杨振要做的就是，首先保证正兵每个月有一两银子的底饷，打不打仗，这个底饷都是要发的。

    然后，多设置几个加饷的机会，比如战时，不管是外出征战，还是守卫城池，只要参战了，就加饷一两。

    同时对于外出征战，也就是跟着上官跑到城外去打伏击战，或者去阻击战，以及执行其他危险任务的，同样再加饷一两。

    这样做，就是为了以饷银为杠杆，来调动各部官军士卒积极作战的热情。

    当然除了这些，杨振还设计了一些别的，所以在众将瞩目之下，他又接着说道：“凡各哨编列辅兵，不入朝廷饷额，平时供其吃住，但无正兵底饷，战时给饷一两，随队出征加饷一两，战场若有斩获，照正兵例，另给厚赏。

    “凡军中记名杂役，同样不入朝廷饷额，各部只供其吃住，不给饷银，战时随队出征可给饷一两，若有斩获，照正兵例，另给厚赏。”

    杨振军中的杂役，大多数都是他们之前俘虏过来的那些二鞑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当然还有最近这一批从草原上带回来的那些商队伙计车夫马夫贩夫驼工之类。

    这些军中杂役，现如今主要集中在协理营务处直管的制铁所、弹药厂以及那几处矿场冶炼厂坐着苦工。

    只有夏成德、吕品奇两部人马里面，有一些他们之前征用到军前效力的百姓，因为各种原因成了随队的杂役，同时也是兵员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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