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流流流流流流寇进城了！”一名仆人张皇失措地冲进了凤阳知府颜容暄的院子，颜容暄才刚刚起床，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急匆匆地跑了出来：“胡说！四天前流寇还在四百里外，难道是插翅飞过来的吗！”

    这个仆人的待遇还算好的，凤阳留守朱国相那边，把报讯的人打了一顿板子，因为此人说流寇已经杀到鼓楼了。朱国相认定这孙子肯定是失心疯了，拿自己耍着玩。

    但流寇就是来了，不仅王瑾占领了城东鼓楼，李过也占领了城西的钟楼，一时间钟鼓齐鸣。谢君友、马重僖指挥的屯于城外的闯军主力得到信号，一齐杀出。

    凤阳的操军、班军以及看守罪宗的高墙军，大多还没有起床，只有朱国相等将领的家丁及其他一少部分饷械充足，较为精干的部队早起操练，连一千人都不到。闯军既已成功突入城内，以有备击无备，砍杀这帮人再容易不过了。仅一个时辰的光景，凤阳全城易手，守军被杀者千余人，被俘者四千有余。

    朱国相等军官大多战死，这一点王瑾还是比较佩服的。明军之中不是没有不怕死的，这些军官和他们的家丁有很多都殊死抵抗，给闯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王瑾做过明军，更深知这一点。但凡有个正常的封建朝廷，能给他们开足饷银，换装、整训一下，何至于打出如此之烂的战绩。

    也有很多明军士兵，一见闯军杀来，根本连抵抗的念头都没转，直接抛下手中生锈的刀枪，跪地高呼“大王千岁饶命”。可这难道是他们的罪过吗？他们的官长从来没有教过他们该如何战斗，更没有支付相应的报酬，又怎么能要求他们去拼命。

    这些士兵之中，甚至混杂着闯军的内应。王瑾在颖州时，已经联系好了本地的接应人。为首的名叫吉庆玉，本是山东人，行商至安庆府桐城县，折了本钱，又欠了债，不得已卖身为奴。

    然后，他便赶上了去年的桐城民变。

    王瑾自然知道桐城民变这码事，如果他非要插手的话，其实也有办法去干预。可如果王瑾要在去年八月间来个“千里跃进大别山”，将会大大消耗河南各寨本就不厚的家底，而且会耽误陕西的作战。如果只派少数人来，又起不到作用。王瑾要救的人实在太多，能力却是有限的，只能闯军兄弟优先。

    领导桐城民变的汪国华、黄文鼎、张儒等人，知道对于方应乾、吴应琦、叶灿这些劣绅及其手下爪牙恶奴的欺压是应该反抗的，也明白应该只报复仇家，不及旁人，还知道要把劫掠富户所得财物散给百姓，水平已经不低了，张儒被俘后所说的“无他，不欲为奴耳”这一名言更足以流传千古。但是，他们欠缺了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造反之后要干什么。

    对比陕西的反王们，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这些有大野心的就不必提了，就算像刘国能那样“反贪官不反皇帝”，也还有几分道理。招安派想的也是像宋江那样把朝廷打疼了再招安，好讨价还价。如果他们真有郑芝龙那样的本事，这也不失为一条出路。

    像大天王高见、飞天龙折增修那样，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来激励下属，远景规划是“大不了宰了李自成去招安”，虽然既庸俗又无耻，却也算得上一个有效的办法。

    而汪黄等人立了寨，打出了“代皇执法”的旗号，却又想“反劣绅不反官府”，这就已经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没有足够劣的官府，哪里来的劣绅？桐城是士绅力量强大的地方，他们惹出了这样的大事，又没有足够把官府打服的实力，和官府谈判又谈得出什么来？

    汪国华、张儒这些人，在政治地位上是受压迫的奴仆，然而又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桐城有家产，是以无法狠下一条心去当流寇。这样的人到英国搞资产阶级革命倒是挺合适，在大明搞农民起义是成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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